周雪光教授第一场讲座题为《组织决策的多重过程与危机应对》。讲座由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王浦劬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田凯教授担任评议人。

王浦劬教授（左）和田凯教授（右）分别担任主持人和评议人

周教授首先对美国新冠疫情初期的决策过程进行了考察。他详细分析了特朗普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时间轴，并运用詹姆斯·马奇提出的“垃圾箱”决策模型作为分析工具，解释了白宫决策的多重过程。他指出，政治过程、组织结构、注意力分配和决策时机等，都是关键性影响因素。白宫新冠疫情决策模式为多方参与的政治过程，这一模式通过逐渐固定的组织结构，达成统一的决策。在讨论注意力分配和决策时机时，周教授援引居家隔离令等重要事件和时间节点，强调了多重任务下注意力与时机对决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分析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检测盒失败事件，认为公共卫生官员做出了误判、错过了早期控制时机。

周教授认为，“垃圾箱”决策模型是分析美国早期防疫失误的有效理论工具。组织决策过程中高度不确定性与环境的非连续性，使得意外事件对决策结果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如何进一步提升决策质量，值得学界和实务界深入思考。此外，公共卫生官员本应是降低决策过程不确定性的因素，但是，实践中却出现了判断失误，这种情况显示出组织学习与专业逻辑的局限性。

田凯教授对于周教授的讲座进行了点评。他指出，周雪光教授通过对美国早期防疫过程细致入微的敏锐观察，展示了如何在经验现象和理论知识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一般来说，对于注意力的研究多从心理学视角进行，周教授的案例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视注意力分配的政治学视角。他的讲座显示，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政府连任目标和防疫目标之间存在冲突，由此妨碍了特朗普政府的客观决策。当前，组织学发展呈现细节化趋势，对重大现实问题的解释力时有不足。周教授的研究提示我们，组织学同样是解释重大现实问题的有力工具，这就为组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王浦劬教授总结指出，周雪光教授从组织学角度，以美国早期疫情防控为样本，进行了经验性观察与理论性分析，为人们思考和分析组织决策、组织与环境关系带来了很大启发。

第一讲与会者合影（部分）

第二场讲座的主题是《组织学习的双刃剑效应与专业化逻辑的局限》。讲座由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田凯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主任张建君教授担任评议人。

田凯教授（左）和张建君教授（右）分别担任主持人和评议人

周雪光教授围绕组织学习的双刃剑效应和专业化逻辑的局限性展开讲座。他指出，组织学习的双刃剑效应和专业化逻辑的局限性与环境非连续性突变的结合，是导致决策失误的组织原因。

周教授首先阐释了组织学习的双刃剑效应。他认为，组织学习面临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组织学习可以帮助组织适应其环境，提高生存能力，另一方面，它又会诱发组织发展的途径依赖和结构固化，限制其长期发展能力，特别是应对突发危机的能力。一般来说，四种机制会加剧组织的学习陷阱：一是组织学习的结果会通过组织结构的内在化而得以长期保存；二是组织学习的心理机制在收集、加工信息时会表现出系统性偏差，忽略失败教训，放大成功经历，导致盲目自信；三是组织学习是一个政治过程，不同的行动者会出于不同立场和利益去解释学习过程，坚持自己过去固有的认知；四是组织学习也是社会认知过程，在一个成员背景高度同质化的团体中，决策者会互相强化共有观点，排斥异己观点。

接着，周教授讨论了美国公共卫生系统在早期防疫中表现出的组织学习陷阱。他以新冠疫情检测盒失误为例分析指出，美国的医疗管制机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拥有决定哪些机构有资质生产测试盒的权力，基于过去的经验，FDA为了避免生产标准的混乱，只允许CDC独家开发测试盒。这个决策导致在CDC生产线出现技术问题时，没有其他机构能替代生产，直接造成测试盒延误近一个月才面世，错过了疫情防控的最佳时机。除了过往经验的误导外，环境的不确定性也会放大组织学习陷阱。在信息匮乏且模糊性高的情况下，组织决策者的心理机制会发挥很大作用，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会依赖直觉、简化和联想等心理机制而非理性计算来做出判断，比如美国的公共卫生专家简单假设新冠与非典的性质是相似的，实际上将组织学习引向了错误的方向。

之后，周教授讨论了专业化逻辑的局限性。传统社会学研究认为，在专业化标准指引下，如果公共卫生专家拥有足够的时间系统搜集资料，通常是能够认识新冠病毒的性质并从容应对的。但是，在危机状态下，专业化逻辑的局限性会充分暴露，包括专业化分工导致注意力的分割、专业知识积累造成思维定势和盲目自信、专业组织竞争话语权、在危机状况下难以收集专业判断所需的系统可靠的资料等问题。

综合来看，组织学习的双刃剑效应和专业化逻辑的局限在日常状态下无处不在，但影响有限。但是，在环境发生非连续性突变的情况下，两者会产生致命的结合。在突变环境下，过去积累的学习成果和组织制度不仅难以适应新的环境，还会成为新认知和新适应的障碍。在本次美国新冠危机中，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时间压力造成了重大的应对困难，专业化的职业训练和论证程序反而造成了公共卫生系统的决策延迟，已有的知识导致了注意力的偏颇和判断的失误。周教授援引美国卫生专家对于新冠病毒可以由无症状感染者携带、可以通过空气传播等重要信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的例子，并且对比了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中专家在事故早期拒绝承认核泄漏发生的情况，分析指出，相似的组织学习陷阱和专业化逻辑局限在两场危机中同样存在，这些失败并不是简单的技术失败，而是深刻反映了组织的失败。

最后，周教授也客观地肯定了专业人员和机构的积极作用。他指出，尽管本次讲座着重讨论了专业化逻辑的局限性，然而专业化人员不是一个同质化的整体，内部也存在不同层次和角色，具有多样性、竞争性、开放性和创造性的特点，这些特点都有助于解决前面提出的问题。

张建君教授对于周雪光教授讲座进行了点评。他指出，一般认为，组织学习和专业化是积极的，这次周教授的讲座主要讨论了其局限性，这种思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方式相契合。接着，张教授提出了三个延伸性研究问题：第一，决策包括政治决策和专业决策，周教授讲座更多分析的是专业决策失败，那么，美国在疫情应对中是否存在政治决策失败；第二，周教授提出的专业化逻辑和组织学习的双刃剑效应，与第一次讲座提出的垃圾箱决策模型之间是什么关系；第三，人类的有限理性和组织学习陷阱能否通过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普及加以改变。

周雪光教授与张建君教授就上述话题进行了讨论。听众还与周教授就美国CDC面临的压力、政治逻辑与专业逻辑的关系以及专业逻辑的作用条件等话题进行了交流。

第二讲与会者合影（部分）

第三次讲座的主题是《组织适应与环境选择的两难困境》。讲座由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燕继荣教授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世定教授担任评议人。

燕继荣教授（左）和刘世定教授（右）分别担任主持人和评议人

周雪光教授首先讨论了危机应对提出的组织学问题。他分享了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思考，提炼出危机中信息与经验、信息与技术和信息与政治三对辩证关系，认为专业知识塑造了特定的思维定势，成为解读信息更为顽固的障碍。这种思维定势容易形成群体思维，并在面对意外事件时限制组织采取适应性措施。组织学学者需要穿透生动鲜活或刻板俗套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发现背后的共性问题与机制，为组织设计和组织改造提供经验教训。

之后，周教授围绕组织与环境间关系展开了分析。他指出，组织与环境关系是组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而新冠疫情危机使我们再度聚焦非连续性环境演变与组织适应问题。一方面，组织可以适应环境。通过理性设计、组织学习甚至控制环境，组织可以演化出与环境相适应的组织形式。然而，组织学习具有双刃剑效应，因此组织适应存在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为组织结构固化、经验汇集产生的学习偏见、环境突然变化导致的适应脱节。实际上，组织永远面临着探索与效能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环境也在选择组织。考察组织发展历史，国家与公司的兴衰体现了环境对组织的选择过程。因此，当组织环境具有稳定性、复杂性或不确定性等不同特点时，组织与环境之间可能演化出密切关联、松散关联或变动不居等不同关系。

随后，周教授着重讨论了环境不确定性的意义。他指出，环境不确定性使得组织应对环境的努力与最终结果间的关系不明朗，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做法不一定导致好的结果。周教授对比了美国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的不同防疫政策和相对接近的防疫结果，分析了美国防疫政策中隔离14天、社交规模10人、社交距离6英尺等“魔术般数字”的非科学性，展示了环境不确定性使得理性行动具有不确定性结果的状况。

最后，周教授对系列讲座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他认为，当前，组织学理论可以通过垃圾箱模型、组织学习的双刃剑效应等理论，分析解释美国早期应对新冠疫情的组织过程和失败原因，同时，也为我们提出了组织学的新问题，包括专业化逻辑与应急机制间的紧张关系、环境突变的重要性、比较制度优势与机制转换的可能性。他指出，许多组织失败都有类似问题，一系列What if的思想实验显示，历史演变的结果不是唯一的，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会导致不同的组织应对举措和结果。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改变历史轨迹唯一性的思维方式，避免组织学习诱发的自信陷阱或归因谬误，以比较制度的视角总结经验教训，为未来组织设计提供方案。他认为，这次的新冠疫情也会使长距离通讯技术广泛应用，新的组织形式、制度安排、权威关系、激励机制等形成和发展。

刘世定教授对于周教授讲座进行了点评：第一，组织局限可能存在于组织系统局限与特定组织局限两个层次，不同层次局限面对的问题和后果实际上是不同的；第二，对组织局限的研究包括组织失败与组织成功两种路径，周教授阐发的是前一种路径；第三，从组织失败路径研究组织局限性，着重关注的是失败的程度和不良后果的扩散，从组织成功路径研究组织局限性，着重关注的是局部成功向全局推广时的局限，两者的共同关注点在于不同组织形式适应环境时，比较优势向相对劣势转换的条件；第四，分析组织形式的边际替代时，应超越交易成本分析，考虑更多维度，如周教授提出的组织探索维度；第五，周教授的分析主要基于组织疫情防控的单一目标假定，当组织存在多目标时，组织与非连续变化环境可能存在更多可能关系，例如组织操纵环境；第六，当组织面对多目标时，其行动逻辑往往由完美行动整合者转向连续博弈者，这两种逻辑会发展出不同的子课题和研究方向。

此后，周雪光教授与刘世定教授就组织局限分析的路径、组织与环境关系等话题进行了讨论。听众与周教授就如何降低组织学习双刃剑的负面作用、rationality与reason之间的差别等问题进行了互动。

最后，主持人燕继荣教授对讲座进行了全面总结，并对周雪光教授的演讲表示感谢。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